《白日之下》：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

《白日之下》海报

电影由尔冬升监制，简君晋执导，姜大卫、余香凝、林保怡主演。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（余香凝 饰）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（看护机构）“彩桥之家”虐待院友的线报，为了查实真相，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（姜大卫 饰）的孙女潜入院舍，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。

晓琪（余香凝 饰）

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，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。而贯彻全片，她最强烈的情绪是“无力感”。

第一层“无力感”，是职业本身带来的。

很显然，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，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（许月湘 饰）那样，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、揭露不公、保障公民知情权、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。

但作为一个老记者，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，她有些心灰意冷，看上去有些“老油条”，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“揾啖食”，“使命感”不能当饭吃，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。

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，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，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。广告收入减少、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，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，包括减少记者人数、缩减报道范围等，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。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（相当于深度调查部），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，首当其冲。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，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。

A1新闻社侦查组

经济压力是一方面，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。信息爆炸时代，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，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，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，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。就像她说的，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，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，坏人依然逍遥，这让她感到“麻木”。

不过，这种来自职业的“无力感”，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，她仍然相信新闻。所以，哪怕有种种不如意，她仍然在新闻行业，仍然在侦查组，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……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，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。

在接到爆料后，晓琪潜入院舍调查。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，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，比如她不平则鸣，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。

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，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“无力感”——来自现实的无力感。

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，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。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、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、长期捆绑事件，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，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……在电影中，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，这一幕幕重演。

老人集体在露天被脱光冲澡

观众很容易质问：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？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？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，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？

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。一方面，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，在香港，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，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。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——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，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。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，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，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。

私人院舍环境不佳，至少能遮风避雨

另一方面，如果是在家看护呢？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：“人老了就是包袱”。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，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、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，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、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。前段时间，《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》刷屏，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，香港要面对，我们也要面对。

电影的第三层“无力感”，来自晓琪努力的“徒劳”。

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，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，揭开院长章剑华（林保怡 饰）忠厚老实、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——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……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，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，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，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。

可怖的章剑华（林保怡 饰）

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：雨幕低垂，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，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，彩桥之家关停，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。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，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，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，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。

被误解的晓琪

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，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。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，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，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，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。

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、引发公众关注，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，确保“一劳永逸”或“药到病除”。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，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，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，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。

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，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，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、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。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“三分钟热情”，愤怒情绪一过，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，自然谈不上改变。

此时，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：正义看似到来了，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，正义帮助了人们，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。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，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，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，至少有一张床，有遮风避雨的地方，不至于流落街头。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，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。

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，明明是出于公心，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，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、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。

电影是要向种种“无力感”妥协吗？并不。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，走向通伯——在院舍里“装傻”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，他看得比谁都通透。他安慰晓琪：“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。”字字千钧，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，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。

装疯卖傻其实不傻的通伯（姜大卫 饰）

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，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，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，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，被无力感深深困扰。“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”提醒了记者朋友，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、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，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，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。

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，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，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“对的事”。做对的事，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，但每一次“对”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，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、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，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，“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，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”。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，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。

《白日之下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“无力感”，但它最终指向的，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，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”。晓琪的报道，连同《白日之下》这部电影，“未必可以解决问题，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”，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，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不久前，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，受到法律的惩罚。

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，尽管去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