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健：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，我还是过时为好

 

崔健。摄影/宋晓辉

崔健今年已经六十岁了，鬓角与胡茬上了一层霜。他依然活跃在演出现场，有人建议他每次上台只唱三四首歌就可以了，但他时常一唱就是两个小时，他不感到疲惫，甚至觉得这种方式对他的健康有益，“你做真正喜欢的事，我甚至觉得它是帮助你的器官去恢复的”。

那些他歌曲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，他亦从未放弃。无论时代的大戏唱到哪一出，他就像一根坚硬的钉子，永远牢牢地钉在那里。新专辑《飞狗》发布之后，很多乐迷称，那个最具批判性的崔健，又重新回来了。只不过，这些新创作的歌曲，再难掀起如八九十年代那样山呼海啸般的共鸣声浪。30多年过去，他没有变，只是他赖以成名的那个时代与氛围早已远去。

9月2日，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露天咖啡馆，崔健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讲起他的60岁，他的新专辑《飞狗》，以及他如何面对这个与他成名时已经截然不同的时代。

专辑《飞狗》封面。图/受访者提供

“退休这事儿，在我的时间表里面不存在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今年60岁的生日是怎么过的？

崔健：有人送蛋糕，你没办法，蜡烛也是，有人送的话你就得吹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从来没想过退休吗？

崔健：退休这事，在我的时间表里面不存在。我觉得所谓中年男人，实际上是要工作的。只要你工作的话，你就在承认你自己还是中年。你做真正喜欢的事，我甚至觉得它是帮助你的器官去恢复的。

我现在演出状态比我任何时期都强，我知道在舞台上怎么样调整嗓子，怎么样调整气息，怎么去做大体能的动作。有人说，老崔你一个人唱3首歌、4首歌就行了，你干吗唱两小时？他恰恰不知道，我真正唱完最累的时候就是唱第3首第4首，唱完第4首第5首的时候反而就开始轻松了。你就越放松，你就愿意多动。你越多动，你就越轻松，然后给人感觉他真能闹、真能造。

我周围都是90后的孩子，他们熬不过我。他们累的时候是我看着他们先要休息，完了我还在干活。当然他们睡懒觉也睡不过我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新专辑的合作当中就有特别老的朋友，像刘元，能有这么多年合作的伙伴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
崔健：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对我有信任，我们在一起合作，能够创造出好东西，而且（他们）也知道我的认真程度。

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不喜欢我的音乐，我反而为这事高兴。因为跟歌迷生活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一定是有距离的，有人不喜欢我的音乐，然后还接受我的人，说明我的人还挺有意思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偶像或者歌手，会被歌迷塑造，被歌迷的看法捆绑，你有这种困惑吗？

崔健：列侬不是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就像是一个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海上飘的一条船上的旗杆子。在当时西方的摇滚乐最火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。大家说你就应该是这样，大家都往上去推了，促进他变成这个样子。

我以前早就经历过这个东西，我一直在拒绝。从第二张专辑，就已经开始挑战这种（捆绑）。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是流行摇滚，《解决》是朋克摇滚。虽然现在看来，大家还是喜欢听流行摇滚，并不喜欢听朋克。当时我们坚持的表现风格，其实让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种背叛。到了《红旗下的蛋》就更猛了，爵士朋克了，第四张《无能的力量》就开始有说唱。我不愿意复制流行摇滚的路子，并不是说流行摇滚不好，但是我不愿意复制。每一个作品它都是一个生命，它自己会带动你去面对市场，而并不是你主导它的命运。

“摇滚乐批判性的这一面，我从来就没停止过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新专辑为什么命名为《飞狗》？

崔健：当时《飞狗》《继续》《时间的B面》这三首歌都在考虑，就征求朋友的意见。几个朋友直接说你不用考虑，就是《飞狗》。《飞狗》亮、响，《继续》太沉重了，《时间的B面》让人还得琢磨一下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我听说《飞狗》这张专辑创作于一两年前。当时有什么契机吗？

崔健：我写东西以前是积累，现在是集中突然出一批作品。我当时做完那些歌的时候以为一年之后肯定会出来的，结果后期校音校了一两年。我们做了很多实验，达到最后满意的结果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我的朋友圈转发的最多的是《继续》。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和背后的思考，愿意讲讲吗？

崔健：可能里边有一些情绪，大家一听就能听懂。当音乐有了动机，有了和声，有个旋律，他已经就成了一个生命了，你等于是在跟他一起交流。该怎么往下走，怎么磨怎么填词怎么起名，他带着走了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张专辑，很多人会联想到你早年的一些歌曲，觉得批判性更强。

崔健：我也听说了这样的说法，我觉得有点对（上一张专辑）《光冻》不太公平。《光冻》上来就给你玩一个大的，“光的外面是僵硬壳，它让空气像是监狱”怎么可能听不明白？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在制作上，金钱构成过你的障碍吗？

崔健：我一直有演出，我自己通过音乐能够自给自足，也能够雇得起工作人员，也买了很多设备。我买的也不是很奢侈的那种。大公司每年的房租上百万、几十万，我的工作室是自己的房子，也没有这个压力。

我们最大的压力就是扰民，所以我们把隔音做得特别好。我们半夜到早上工作，半夜是可以吹号的，而且不带弱音器随便吹，大声吹都可以。除了不打鼓，什么都可以干，我觉得这是幸福、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这种工作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养生，因为特别高兴。实际上唯一的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，就是创作中老不满意：听起来怎么就别扭，怎么不对，那就再去学习，再去听别人的专辑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后，豁然开朗，高兴至极。可是第二天再一听有可能又全都不对了。这个过程就是深一脚浅一脚走过来的，所以耗时长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现在是更在意音乐还是歌词？

崔健：音乐，听觉一定是优先的。真的不是文学、文字为主。听觉优先的特点，在摇滚音乐、整个流行音乐范围里边是不可撼动的。其实歌词完全可以让别人作，我就觉得别人作不是独立的风格，比较别扭，就自己能作就作。

我仔细想想我的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，也是大量的（音乐）实验。1988年，旅游声像出版社那些人相信我，也知道我的风格，占用了他们录音室100天，现在想也挺奢侈的。我能够有机会在录音棚里做实验，尝试各种可能性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但评论家在解读你的歌曲时，往往是从歌词的思想性上切入。

崔健：我曾经也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歌词代表着我一种理性创作的、一种凝聚性的东西，一种气氛和信息。有些朋友，跟我只聊音乐，不聊歌词。像我们乐队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他们甚至很讨厌老聊歌词。另外一帮朋友就恰恰不跟我聊音乐，就聊歌词。

你要说歌词的话，我后期的，比如《光冻》里的，我觉得有记录我心态发展的意义，我自己经常反思这些歌词。但是到最后大家并不接受的原因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听觉上跟我们的语境不太一样，我认为好多东西他们可能感受不到，但这不是听众的问题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在写这些歌词的时候，是很直觉性的冒出来去写，还是说它是一种理性的行为？

崔健：理性的，方方面面都要想到的。我写歌词比较慢。有的歌词会一直修改到最后，甚至演唱完了，还要在重新录音的时候再改一遍。我不是那种诗人，一气呵成、一下笔就写完了。有时候也会有瞬间的灵感，后来发现都没什么用。只是记住一种感受，但是用不上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听说下一张专辑，已经开始筹备了？

崔健：对，已经开始写歌了。大概什么时候做好就不能说了。我现在有很大的动力想做下一张专辑，就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不满足，发现有很多的遗憾在这张专辑里边。

“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，我还是过时为好！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用歌曲去批判现实社会，它能掀起巨大的声浪，但是现在似乎动静很难再像当初那么大了。

崔健：你要聊声浪，就不要聊作品。声浪不是一个人做起来的，声浪是一个和社会互动的关系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现在很多60后、70后，听说你出专辑，非常兴奋。相对年轻的人，可能就兴趣没有那么大。这会让你感觉不适吗？

崔健：我觉得这很正常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听一些很好的音乐。我们成熟了以后，甚至到现在才开始听很多好的古典音乐，体会到古典音乐特殊的那种价值。我觉得年轻人不喜欢听这种音乐，喜欢听一些视觉优先的、有互动信息的、有荷尔蒙反应的音乐。他们喜欢看着帅就行了，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错。我觉得等到一定时候，他一定会产生审美疲劳，那个时候他可能会去找有价值的音乐。

我做音乐的标准是，不要求别人马上听，不要求当下的及时的反应，无所谓。我自己也经常反复听自己的音乐，已经将所谓好听的音乐，筛选掉了。我们把所谓的好听的东西看成是一种油腻。听起来好听，听第二遍的时候就不想再听了，那些东西可能都是讨好市场的，我都会拿下去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2019年，乐评人李皖在《读书》杂志发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“时代歌手”不再拥有时代》，文中称近五年，已经没有那种既能广泛传播，又精准描摹时代的时代歌曲了，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？

崔健：说白了就是一帮集体的行业欺诈已经长居在这个市场。他们成为明星，我替他们鼓掌，但是跟音乐没有关系。跟最原始那种、最美好的音乐冲动没有关系。音乐市场有大量的商业行为，全都跟音乐没有关系，百分之零点几的残余剩饭给音乐家而已。剩下的全是大制作，买办团队，买办制作人，甚至开始买点击率，等等一系列的欺诈活动。

如果说时尚是被操纵出来的，我还是过时为好！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想过根据年轻人的音乐口味，做出一些改变吗？

崔健：我不会改变。但我会潜下心来跟他们聊天。昨天晚上我跟一个19岁的孩子聊，我突然发现他们听的很多的音乐是我没听过的，都是西方的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我就问音乐名字，记下来，开车回家的时候听。年轻人听的音乐比我们这代人听的音乐丰富，非常多元化。

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年代划分的那么清楚，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。你要是总以年龄来划分市场的话，里面有很大的误区。首先市场看似是属于年轻人，但是市场是属于一种操作模式，谁符合这种营销模式，谁就能占领市场，市场并不真正代表年龄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《乐队的夏天》你看了吗？我觉得节目组一定找到过你，让你去当评委。

崔健：我在网上关注过这个节目。参加完《中国之星》就知道音乐综艺节目我是玩儿不转的了。（由于剪辑问题）所有现场观众都知道我在干吗，只有电视观众不知道我在干吗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现在你对外界信息的摄入方式是什么？

崔健：我其实跟人交流要少于我自己的琢磨，上网也挺多的。我觉得网络是一个平台，让你去获取平等的信息，但是我仍然觉得现在网络还是受很多限制的，大数据根据你的兴趣所好投喂（信息），有时候也是片面的。我跟很多朋友也发生这样的争论，他们也承认他们自己可能也是被投喂了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对新的媒介其实是比较适应，比较欢迎新的发行方式。你对抖音、微博这类的新媒介是怎样的态度？

崔健：我不排斥它们，别人给我发了，我自己也有账户，但是我不经常上，因为我觉得大量的东西都是我不感兴趣的。很多朋友也劝我说，你应该利用这个空间去做一些宣传，我觉得这些事不应该是我来考虑。如果我个人考虑，我会发现当我打理这些的时候，它会源源不断地耗尽你的时间，所以我就不碰它了。